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看中国经济结构变迁
作者：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年第3期
内容摘要：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反映经济结构状况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年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状况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由所谓“失衡”向快速趋于平衡的转变。相较于大量现有文献仅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年至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速高达10.2%，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高出6.8个百分点。年，中国经济体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出现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出口占GDP比重高，贸易顺差大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被认为是出现了所谓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项俊波，）。
关于一国（或地区）经济结构变迁，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和经济顾问钱纳里（HollisB.Chenery）等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转变的路径和方式主要受到一国（或地区）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Cheneryetal.，）。从要素禀赋来看，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5.26亿，人口抚养比为0.；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7.58亿，人口抚养比下降到了0.[1]。从城镇化率来看，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为17.9%，年也仅提高到28.5%，还有超过七成的人口仍然在农村。
针对当时的经济结构与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构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是时任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该设想提出后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的
当时，随着劳动力费用条件的变化，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正面临新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劳动力费用低的地方转移，我国沿海地区既有优势，又有吸引力（轻工集体经济杂志社资料室，）。在提出国际大循环后，由于当时受价格闯关等一系列波动的冲击，直到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被重新开启。但这并未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和经济快速发展，反而再次陷入“一放就乱”的局面（张平，）。此后，中国进行了包括税收、金融等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全方位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年的分税制和人民币汇率并轨等。在财税、金融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外贸进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动能逐步增强。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0.9%，年上升到了64.5%；贸易顺差占GDP之比由年的1.4%上升到年的8.7%。沿海地区和部分城市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达1.3个百分点，增速较—年提高了一倍。在这期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迅速，GDP也实现了年均超两位数的增长。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等要素禀赋特征和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在波动中逐步上升，最终消费支出则相应下降，年跌至仅占GDP的50.9%；在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之和，—年，有一半年份超过50%。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GDP之比在年达到9.9%。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较年下降了9.3个百分点，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分别提高了0.7个百分点和8.5个百分点。在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呈逐渐下降之势。按照白重恩、钱震杰（）的测算结果，劳动收入份额在—年间从59.1%逐年下降到47.3%，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8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叠加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等因素，推动了居民层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年上升为0.（李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年为0.，年上升到了0.。
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有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讨论和定量测度逐渐增多。项俊波（）构建了包含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中国—年的经济失衡程度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加剧。刘燕妮等（）测度了—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总体失衡水平呈U形变化趋势，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这些研究都集中在中国劳动力禀赋优势明显并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时期的经济结构变迁，所得结论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正在加剧。
在经历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以民工荒及随后持续的工资上涨为经验证据，年中国到达了刘易斯拐点（蔡昉，）。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到达0.的低点，随后逐步提高。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下滑明显，外部需求增长总体乏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自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在中国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外部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国内政策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因此，在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所形成的市场自发调节与政策主动做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后，应该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化情况予以
年，中央进一步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综合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进一步变化，特别是年以来中美经贸冲突升级，叠加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造成严重冲击的必然选择。应该说是一次重大且更加明确的发展战略调整，必将对中国经济结构下一步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而经济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完整准确把握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动能由强到弱，而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增强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化的完整图景对指导未来的经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15~59岁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数据如未特别说明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历年统计年鉴；本文所指的劳动年龄人口均为15~59岁人口。
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设计
由于经济结构涉及多个方面的统计指标，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经济结构的“失衡”程度加以综合测度。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把多个描述被评价事务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以得出对该事务整体评价的方法系统（邱东，）。从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来看，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虽多，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指标体系的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决定评价结果质量的关键因素，这取决于研究者对相关评价领域的认知程度；其次，对各评价指标值加以同度量化处理，从而排除各指标方向、量纲和量级的影响；再次，对指标赋予适当的权重，赋权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考虑，即根据信息量的多少、独立性的大小、可靠性的高低和评估者的主观判断（孟生旺，a）；最后，根据确定的权重水平计算综合评价值，并对评价结果做出适当的分析。
经济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经济结构变迁测度的基础性环节。从不同的层面出发，经济结构可以划分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类型。这些结构相互联系，构成了反映一国经济结构的整体。在实际的测度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至少考虑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所选择指标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二是具体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在指标体系选定后，为了得到经济结构变迁最直观的印象并方便比较，需要对各方面指标进行合成以得到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指数，同时也要分析各方面指标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状况。以此为目标，本文建立了三个层次、五个二级指标和13个三级指标的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济结构是一个由许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多因素的复合体。本文依据社会再生产理论，从宏观层面对经济结构进行分类，并结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既无重叠，也无空白”（内涵上尽可能丰富、外延上尽可能包含、指标之间共线性较少）为原则，确定二级指标。按照社会再生产理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由此可以将经济结构分解为生产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和消费结构四个方面。从宏观层面上看，生产结构又可以分解为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交换结构可分解为国内交换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如果考虑到生产决定消费，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密不可分的话，可以将生产结构中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合并成投资消费结构，于是经济结构就包含了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国内交换和国际收支五个方面。以此为依据，本文将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国内交换和国际收支作为经济结构的二级指标。
在三级指标选取上，投资消费结构的备选指标包括投资率、消费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产业结构的备选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弹性系数、RD占GDP比重等；收入分配结构指标备选指标包括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东部和中西部收入差异比、省际的收入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国内交换状况的备选指标包括货币供给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国际收支状况备选指标包括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等。在这些指标中，本文以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为原则，对备选指标逐个进行评估，在剔除一些共线性指标和保留一些互补性指标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3个三级指标，如表1所示。需要强调的是，在投资消费结构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很重要，但该指标与投资率之间高度相关，故将其排除；在产业结构中，RD占GDP比重指标，因数据公布滞后、可靠性不高而被排除；在收入分配结构中，为了反映地区和省份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建构了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库兹涅茨比例，以综合反映地区和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在三级指标选取的过程中，本文使用的都是无量纲和量级的比例或比率性指标。
（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测算
1.数据来源与原始指标的初步处理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消费率和投资率是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为适度性指标，为使测度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沿用项俊波（）和钞小静、任保平（）所选取的标准，分别将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适度水平设定为大于60%和低于38%。产业结构中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即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二元对比系数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该指标可以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情况。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适度指标，至于多高才算合适，要看经济发展的具体阶段，这里本文沿用项俊波（）的设定，将等于或超过50%设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合适标准[1]。国内交换中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均为适度指标。本文使用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适度标准为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是否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相匹配[2]，物价指数则选择0%~3%为适宜标准。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为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下降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
本文所选取的经济结构测度体系中的各基础性指标虽然都是比例或比率性指标，不存在量纲问题，但由于各指标变化范围和幅度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在基础指标合成之前仍需要进行初步处理。目前使用较多的处理方法有标准化、极差化和均值化，在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认为均值化可以保留原始指标各自变异和相关程度，因此是较优良的方法（孟生旺，；胡永宏，）[4]。因此，本文采用均值化方法对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大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越严重）进行均值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通过1减去原指标再做均值化处理。对于适度性指标，如果指标的适宜标准为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某一数值，则仍将其作为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处理；如果适宜标准为某一特定区间，当指标大于（小于）区间上界（下界），则以指标数值（下界）与上界（指标数值）之差作为偏离适宜程度的度量。
2.基础指标赋权与指标合成方法
现有文献在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过程中，对指标的赋权多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在对经济结构进行综合评价时，考虑到各类经济结构指标间存在非常高的相关性，如：高储蓄、高投资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在国内消费无法完全消化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时，会带来国际收支的变化，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增加相应的基础货币投放也可能快速增长，从而对境内的流动性造成影响；而主成分分析不仅难以化解且会加重指标间相关性的影响（孟生旺，b；叶宗裕，等），并在同向指标负相关时出现指标权数为负，从而造成“乱序”等问题（胡永宏，；叶明确、杨亚娟，等）。因此，本文在对基础指标进行赋权时将综合利用其它类型的信息量权重和独立性权重构造方法，以有效体现指标信息量并降低指标相关性所带来的信息重复影响。孟生旺（a）提出可以将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归一化，得到反映各指标变异程度大小的信息量权数；同时利用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得到反映各指标与其他指标信息重复度的独立性权数向量。由于各类权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相互之间互补性较弱，从而可将体现指标信息量的权重与独立性权重进行乘法合成，以反映两类权重的综合影响。具体步骤如下，假设有n个待
在对基础指标赋权时，本文分别利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和信息熵构造基础指标的信息量权；然后将信息量权与独立性权采用乘法合成构造综合权重，以同时体现信息量权和独立性权的影响。在三级指标合成为二级指标后，继续使用上述赋权方法即可得到测度经济结构状况的一级指标。
[1]这反映了包括项俊波（）在内一些文献，在测度中国经济结构是否失衡过程中参照的标准是发达经济体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本文在此继续沿用这些标准，主要是使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以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在要素禀赋变化和政策主动调整下的变化情况。下文的物价指数、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短期外债占比的合适标准也均沿用项俊波（）的设定。
[2]关于广义货币M2的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可参见年政府工作报告。
[3]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基于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仅到年，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本文通过近5年的平均变动幅度简单外推得到。
[4]均值化处理即以某一评价年份指标数值与该项指标各年均值之比做为下一步赋权进行加总的指标数据。
三、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测度结果
本文首先根据上节介绍的权重生成方法对基础指标赋权，利用加法合成得到二级指标数值，在获得二级指标数值的基础上，再合成生成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的最终指数。对指标赋权方法则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变异系数信息量权；二是信息熵权；三是变现系数权经独立性调整的综合权I；四是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的综合权II。
利用上节所介绍的四种客观赋权方法，本文测度了中国—年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指标赋权方法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结果的具体数值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四种客观赋权方法所得中国经济结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在—年处于稳中有降状态，—年“失衡”状况快速加深，这与项俊波（）、刘燕妮等（）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受国际金融危机及相应反危机政策影响，—年中国经济结构指标出现了一定程度波动。年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开始持续较快好转。因此，大量现有关于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文献仅看到了结构变迁图景的左半部分，未能形成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完整图景。（图1）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主要以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后的权重所得结果为基准展开讨论[1]。从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投资消费、产业、分配、交换、国际收支各方面来看，这些二级指标在—年，也均呈现出先稳中有降后较快上升再持续下降的状态，只不过这些指标到达峰值的时间存在一些差异。投资消费结构指标在年到达峰值；产业结构指标在年达到峰值；国内交换指标整体的波动性较大并在年处于峰值位置；收入分配结构指标则在—年始终处于高位，年之后出现较快下降；国际收支指标则在之后总体呈下降之势。（图2）
[1]本文使用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方法所得结果为基准，主要有两层考虑，一是熵权法是现有文献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赋权方法，二是经独立性调整的熵权法所得结果处于其它方法所得结果的中间水平。
四、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原因分析
正如钱纳里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需要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转变的路径或方式主要受到一国（或地区）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也同样会受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外部冲击及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结构的短期变化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是主导性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本质因素是国内要素禀赋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战略很好地适应了这一变化，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达三成左右，就业人员占比近七成；到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仍有近二成，就业人员占比近六成；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在就业人员占比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年较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加值占比为39.9%，较年下降了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则增长较快，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分别较年提高了9.0个百分点和9.9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较改革开放之初上升而增加值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轻工业得到发展而重工业增速下降，相较于重工业，轻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多而产值相对较低；同时，服务业也因政策放松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使其从业人员和增加值占比上升。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就业人员比重高，农业和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就业人员和增加值提升较快的低收入国家。此时的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黄群慧、李芳芳等，）。
宏观需求结构方面，年，中国经济中的最终消费占比为58.5%，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为43.4%，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6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41.6%，处于较高水平，但进口大于出口，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为-2.6%。中国包括货物和服务在内的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的比重仅为2.3%，与美国当时14.0%的水平相去甚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年，劳动收入占比达到51.4%；反映省级层面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系数为0.，较年提高了0.；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则刚刚越过0.4的水平。当时，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有限；劳动收入份额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较高，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虽较改革开放之初有所扩大，但仍处于较为温和的区间。
（二）经济结构走向“失衡”时期的中国要素禀赋及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要素禀赋特征就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5.26亿，年增加到7.47亿，人口抚养比则从0.下降到了0.。随着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以及随后的分税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并轨，在一系列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年中国净出口占GDP之比为1.4%，较上年提高了4.0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2%；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年较上年提高了22.1%，其中进口增长了10.4%，出口提高了35.6%。中国开始实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主要由依靠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
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镇工业部门只需以稍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就可以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因此，在投资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报酬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同时由于城镇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逐步下降。劳动力成本低不仅有利于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也相应地压低了国内需求，因此为净出口增长营造了非常良好的环境。虽然20世纪90年代末，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投资和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在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的出口得到了更加快速的增长。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1.4%，年上升到了8.7%；最终消费占比同期则由58.5%下降到50.9%。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有效实现。从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比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打破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了较大的投资回报率（蔡昉，）。较大的投资回报率有利于资本形成的快速增长，—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年均增速高达19.7%。张平（）认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通过压低劳动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回报率的方式，进行更高的资本积累和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宏观上表现为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和低消费。具体而言，货币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人民币贬值和以外汇占款为基准的货币稳定供给；税收政策方面，则支持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回报。
在实行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中，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带来了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虽然年中国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王洛林、魏后凯（）认为到年，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3年后，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从反映地区差异的省级层面库兹涅茨比率来看，该比率年到达峰值，—年在高位徘徊，年后下降速度开始加快。同时，由于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集中度高于劳动收入（李实等，），所以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也会带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年上升到了0.，较年提高了0.。因此，这一时期不管是从宏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的结构都不同于发达国家或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所谓的结构“失衡”。然而，正是依靠这种所谓“失衡”的经济结构，中国使自身的人口红利得以有效实现，获得了年均超10%的经济增长，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
（三）经济结构趋于平衡时期的要素禀赋及发展战略
在经历较长时间年均超过10%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按照世界银行WDI数据，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9.25亿的峰值，随后开始逐年下降，年下降到了9.13亿，减少了万；而人口抚养则在年就到达了0.的最低值，随后开始逐年升高，年提高到了0.，上升了9.1个百分点。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年处于持续下降过程中，年开始上升。同时，随时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稳定的边际资本产出（MPK）在年达到峰值后也开始持续下降，这相应的对投资需求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在随后数年有力地促进了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但在调控措施陆续退出后，中国的投资增速开始持续放缓，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的速度更快。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为23.8%，年下降到了5.4%；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由年的31.8%下降到年的3.1%。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的占比在经历较长时间下降以后，也在年后由降转升。虽然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时，中国的外贸出口受到较大冲击，但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出口增速还是从前期两位数增长迅速下降到了个位数增长，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增长。这当然存在中国出口基数已经较大，全球经济恢复还较疲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劳动力成本低等传统优势消退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退的情况下，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在传统优势消退引起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逐步形成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共识。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通过需求扩张提高经济增速，不仅投资效率为持续下降，债务杠杆率会继续攀升，同时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同时，经过较长时间的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质量和效益替代GDP规模和增速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优先目标，而且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基于如此重要而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高培勇，）。
在要素禀赋变化和发展战略转变的情况下，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份额由年的56.7%上升到的59.4%；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年开始逐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为60.5%，比—年提高了12.3个百分点，发挥了经济增长中的压舱石作用。中国的二元对比系数由年的0.提高到年的0.，此后总体呈继续上升态势，年提升到了0.。反映省级层面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指数，则由年的0.下降到年的0.，此后总体呈继续下降态势，年下降到了0.。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年高达9.9%，年下降到1.8%，年进一步下降到了1%以下。在出口增速下降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出现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上升较快，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快下降的局面。年，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此后二者的差距持续扩大，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53.9%，高于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由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持续低于第二产业（张平、杨耀武，），因此，第二产业占比的快速下降也带来了“结构性减速”等问题（袁富华，）。对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黄群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而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正是着眼于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阶段及要素禀赋变化基础上的战略调整，若能顺利实施，将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造反映经济结构状况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年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况进行了测度。在指标加权过程中，本文综合考虑了指标所含信息量和指标间相关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在—年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年“失衡”状况快速加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及相应反危机政策影响，—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年中国经济结构处于快速回归平衡的状态。相较于大量现有文献只
通过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受到了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这与钱纳里等人对二战后一些准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观察和分析结论存在一致性。在劳动力丰富和资源环境成本较低等优势明显时期，中国依靠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历史性飞跃。在传统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低成本优势逐步消退的情况下，中国适时对一些政策进行了调整，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在发展阶段、环境、条件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年中央进一步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发展战略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目前来看，中国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需要实行资源配置体制从促进出口导向工业化调整到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循环（张平、杨耀武，）。这些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改革基于出口导向工业化建构的财政体制。财政体制转型需要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这种重新匹配，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匹配，也应该体现城市居民享受服务与纳税责任的匹配，否则会造成财税资源配置的扭曲，挑战财政的可持续性。二是原有的基于出口导向的国际资金循环受阻，需要央行适应新阶段进行调整和改革。三是产业政策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应积极转向竞争性政策。中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资源配置的有为干预，加速了以开发区为依托的产业聚集模式，通过土地、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招商引资并配合提高国产化率的政策，快速形成产业聚集和区域增长极，推进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当前，中国应从干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转向激励竞争和创新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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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耀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数字经济、金融市场。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