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温珊珊，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古罗马史，侧重罗马帝国城市与社会史、拉丁铭文学。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曾在《世界历史》《史林》《古代文明》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罗马帝国早中期西部地方城市社会结构探析
——以共餐捐助铭文为中心
摘要
罗马帝国早中期时，公益捐助活动兴盛。西部地方城市中所立有关共餐捐助活动的石碑铭文，为探究该时期地方城市的居民构成及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线索。铭文所载受邀参与城市共餐活动的群体多元，包括成年男性公民群体、城市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社团、妇女、儿童及外来居民，其中男性公民群体是首要受邀对象。共餐捐助人对受益群体的选择与安排，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体现出社会结构的等级制特征;另一方面展现出阶层结构内部存在等级地位与社会重要性不一致的情况。男性公民之外的其他群体受到邀请，表明妇女、儿童、外来居民也被视作地方社会的组成部分。地方社会在等级分层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
一般认为，等级制是古代世界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古罗马社会而言，关于阶级阶层以及等级结构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地位较高的群体身上，同时，底层的群体也受到了一定
本文以罗马帝国地方城市中的共餐捐助活动为切入点。罗马帝国早中期时，地方城市中的捐助活动兴盛。捐助人为城市提供的捐助物种类多样，其中包括资助举办公共宴会以及向民众分发食物。这类捐助活动使不同群体有机会共同参与社会生活，捐助人对受邀群体的选择和安排也反映出不同群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有关捐助活动的记录主要留存于铭文中，记录共餐捐助活动的铭文，尤其是其中对受益群体的记载，可为探究地方城市中的居民群体及其关系提供重要线索。值得注意的是，捐助人的主体是地方上层，因而捐助人对受益群体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应是精英阶层对他们治下城市社会结构的认识，反映出他们对本地社会的群体构成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而对少数富有但不属于精英阶层的捐助人来说，他们对共餐活动参与者的选择与安排，也应当是符合当时社会共识的。因此，对共餐捐助铭文所记载的受益群体的考察，不仅可以探究罗马帝国地方城市中的社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更有助于透过当时人的眼光理解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
由于帝国疆域广博，东西部之间差异明显，限于学力，笔者将考察重点放在帝国西部的意大利和行省地区。本文以留存于西部地区的城市共餐捐助铭文为基础史料，聚焦那些受邀参与城市共餐活动的居民群体，通过考察共餐捐助人对受益群体的选择与安排，探究在当时普遍认可接受的社会结构的可能形态，以期加深对罗马帝国西部地方社会的认识。
一、共餐捐助铭文所载城市居民群体及其受邀频率
在帝国西部发现的有关共餐捐助活动的铭文中，受邀参与共餐活动的群体常被明确列出。根据一则出自内佩特(Nepet)的铭文，一位皇室释奴的家人为当地市议会议员(decuriones)、奥古斯塔里斯(Augustales)、平民(plebes)以及他们的妻儿(coniugesetliberi)提供了一场盛宴。在费尔姆·皮凯努姆(FirmumPicenum)，一位有监察权的杜姆维尔(duumvirquinquennalis)曾举办了一场公共宴会供本地居民(coloni)和外来居民(incolae)享用。公元2世纪时，安提努姆(Antinum)的一位司法行政官(quattuorviriuredicundo)邀请市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六人团(seviriAugustales)、樵夫团体(collegiumdendrophorum)及城市居民(plebesurbana)共享一场盛宴，并在席间向不同群体分发数额不等的金钱。以上记载中提及的参加共餐活动的居民群体，基本涵盖了现有记录中出现的群体类别。笔者在对相关铭文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共餐捐助铭文中有记录的受邀参与者包含如下群体: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城市议会议员(decuriones)、奥古斯塔里斯(Augustales)、社团(collegia)、妇女、儿童以及外来居民(incolae)。
关于“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铭文记录中对其进行指称的最常用词为populus。《牛津古典辞书》(TheOxfordClassical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指称罗马公民的集合名词。在地方社会语境下，populus通常指成年男性公民集体。在许多铭文中，populus与decuriones并列出现。此时，populus指的是市议员之外的“其他男性公民”。有些铭文特别指出populus不包括妇女儿童，也印证了该词一般只用来指称成年男性公民。值得注意的是，铭文中存在“populusutriusquesexus”这样的表述。虽然表明populus可以用来指称由两性构成的公民共同体，但同时也暗示了在女性没有被明确提及的情况下，populus保留其通常的指称意义。另一常用来指代成年男性公民的词是plebs，主要出现在来自意大利的铭文中。该词在意大利之外很少使用，只在北非和西班牙行省发现的三则铭文中有相关记录。此外，“公民”(civescoloni，municipes)、“公民集体”或“城市居住区”(respublica，civitas)也被用来指称捐助对象，这些称谓强调了受邀群体的公民身份。相较而言，其他如omnes，universi，viri，populares，patria的指称含义并不十分明确，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词似乎仍主要指全体成年男性公民。
从理论上来说，城市共餐活动的参与者应包括所有居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城市居民由不同群体组成，他们并非总是同时出现在共餐场合中。关于上述不同群体受邀参与城市共餐活动的频率，笔者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考察，如图1—3所示。
如图1所示，在四种共餐捐助场合下，男性公民集体都是捐助人的首选目标，其次是市议会议员和奥古斯塔里斯。这一观察结果在图2和图3中同样得到体现。图2表明无论捐助人的性别如何，成年男性公民、市议员和奥古斯塔里斯都是最常受到邀请参与共餐活动的群体。图3显示在公益捐助活动兴盛的时期，公民集体和市议会议员始终是最重要的受邀群体。公元1世纪末期开始，奥古斯塔里斯的重要性开始凸显。相对而言，包括社团、妇女、儿童和外来居民在内的其他群体受到邀请的频率较低。
图1不同捐助场合下的受邀群体
说明:对城市共餐捐助场合的分类，参见温珊珊:《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的城市捐助人——以共餐捐助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年第6期。
图2不同性别捐助人对共餐活动参与群体的选择
图3公元1—4世纪不同时期内受邀参与共餐活动的群体
根据现有记录，从捐助人的视角来看，我们对有记载的城市居民群体可得出如下认识:首先，男性公民集体、市议会议员和奥古斯塔里斯是三个最常受到邀请的群体;其次，公民集体无论何时、在何种情况下都是首要的受邀对象;再次，公民集体、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社团、妇女、儿童和外来居民都被视作本地社会的组成部分。如果可以用“阶层分化、以公民集体为重、参与群体多元”来概括以上观察结果，那么我们需要面对以下问题:在阶层分化的情况下，为何男性公民集体受到邀请的频率高于精英阶层(议会议员)？如果地方社会对不同群体具有的地位及重要性有共识，那么捐助人在对重要群体给予足够重视的同时，为何要邀请那些“不重要”的群体?
二、阶层分化与公民集体
从阶层结构的角度来看，市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以及各类社团在受到邀请时，都与普通平民区分开，各自的身份地位都得到了凸显和强调。
作为地方权力机构(ordodecurionum)的成员，城市议会议员是重点受邀对象。他们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与受邀的其他男性公民明确区分开，二是有时会受到单独邀请，成为唯一受益人。在相关记录中，邀请发出方多为地方职官或市议会的某个议员。议员的父母以及祭司也会对该群体给予特殊对待。单独选出这一群体并给予优待无疑有助于施恩方强调并强化他们与权力阶层的关系。两种情况都表明公民集体内部分化明显，阶层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奥古斯塔里斯(Augustales)常与市议会议员及普通民众一起出席城市共餐活动。为何这一群体会被挑选出，并与议会成员并列出现?传统观点认为奥古斯塔里斯主要由被释奴(libertini)组成，其主要职能是在皇帝崇拜(imperialcult)中履行祭司职责。新近观点在认可该群体参与各种崇拜仪式性活动的同时，强调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赞助人角色。莫里特森(Mouritsen)甚至指出，奥古斯塔里斯参与或负责的活动随其所在城市不同可能有各种差异，因此试图从若干不同城市中搜集证据来拼合出唯一图景的做法是徒劳的。对于奥古斯塔里斯在城市中的地位，曾经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该群体形成了地位仅次于城市议会(ordodecurionum)的阶层(ordo)。莫里特森在其新近研究中提出，奥古斯塔里斯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优待是对他们参与公益事业的即时回馈，而非他们“中间阶层”地位的反映。在相关记录中，有相当数量的铭文显示市议会成员和奥古斯塔里斯是仅有的两个受邀参加共餐活动的群体;若捐助人在席间分发现金，而平民也受邀出席时，奥古斯塔里斯则会收到比平民更多的现金赠与。这些都体现出奥古斯塔里斯在城中的优势地位。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特定的奥古斯塔里斯阶层(ordoAugustalium)，即奥古斯塔里斯从未获得可与人民(populus)或市议会(ordodecurionum)相提并论的法律地位，但这并不影响该群体在地方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从捐助人对该群体的特别关照来看，相当数量的捐助人(以奥古斯塔里斯成员和精英为主)对城市中的等级关系是有共识的，在这种关系中奥古斯塔里斯在精英(市议会议员)和普通公民间占据一席之地。
从前文图表中的数据来看，社团受邀参与城市共餐的几率并不高。范·奈夫(vanNijf)在其关于罗马帝国东部职业社团的研究中称，公元1、2世纪时，在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的城市中，社团在城市等级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就西部而言，社团受邀参与城市共餐的证据极为有限，使我们对其在捐助人眼中的重要性提出质疑。笔者无意推翻范·奈夫的主张，因为如他所言，社团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可能借由不同方式来体现，在不同地区侧重的方式或许不同。然而就受邀参与城市共餐活动的情况来看，它们作为地位群体(statusgroup)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反映。值得一提的是，有捐助人出资单独为社团组织用餐活动。那些非社团成员的捐助人对社团的特别关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简言之，社团虽较少以集体形式受邀参与城市共餐，但其在城市中的重要性有不同体现方式。社团区别于公民集体而存在，在城市中有一定地位，表明社会阶层趋向多元分化。
不同群体可能按等级受到不同对待。根据一条来自塔魁尼(Tarquinii)的记录，市议员受邀享用宴会，平民们仅得到糕点和蜂蜜酒。另一条来自尤瓦努姆(Iuvanum)的记录显示，捐助人用晚宴(cena)招待市议员和他们的孩子，而为奥古斯塔里斯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平民们提供晚餐(epulum)。此外，针对不同群体同时参与共餐活动的情况，他们在被一一提及时也遵循一定的排列顺序———即在捐助人眼中的等级排位，通常为:市议会议员、奥古斯塔里斯、社团、男性公民集体。从中可见，有权有钱者形成自己的团体，在等级结构中有自己的位置，其他普通公民作为公民集体的组成部分，仅在等级阶梯的底部。
然而根据前文对不同群体受邀频率的考察，可以看到拥有本地公民权的男性公民集体是受邀频率最高的群体。公民集体在等级结构中的普通地位与其作为共餐活动首选目标的结果形成对比，面对那些居于优势地位的群体，由普通成年男子构成的公民集体何以得到最多
如果以共和时期为参照对象，上述观察结果似乎表明，公民集体观念在帝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依然产生影响。共和时期，公民集体的存在为公共事务的存在展开及参与应对提供了空间、语境和对象。以凯旋式为例，得胜的将军为了庆祝胜利而分发的各种恩物，每个公民都有权得到一份。凯旋式作为公共事务的一种，与全体公民有关。人民(populus)选举官员来管理他们的事务，这些官员既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是公民集体的代表。鉴于此，共享的公民身份使得该集体中的每个人，尤其是那些富有及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公民同胞负有责任和义务。帝国时期，尽管精英公民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分化加剧，共同的公民身份似乎仍对精英有约束力，他们被期望遵循公民集体的原则，通过对其他公民同胞的关心表明对公民集体理想的坚持。
从历史传统来看，罗马精英们获得荣誉(honor)主要是通过当选担任政治职务来实现，而人民(populus)在职务任命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并非要夸大罗马人民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毕竟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多是形式上的。然而，公职人员的任命终究需要通过公民大会的认可，这意味着精英们若想当选官员、获得荣誉，就不能忽视民众的支持。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无论是否获得罗马公民权，都不妨碍他们拥有自己所在城市的公民权，即他们有权参与本地的政治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地方城市也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公民大会的作用逐渐削弱。蒙森曾指出，最高官职逐渐集中在几个家族手中，势必会逐步减损地方公民大会在公职选举上原有的重要性。英国著名古典史家琼斯(A.H.M.Jones)提出，人民对地方职官及议员的选举，在公元2世纪期间逐渐中止。公元3世纪末的法条规定职官只能从那些已是市议会成员的人中选出，可以看作是地方寡头政治发展的合理产物。然而，即使公民大会的作用逐渐减弱，其在形式上依然是重要的存在。对精英来说，公职任命仍需要公民大会的同意，公民集体对其统治合法性有重要意义。
在地方社会中，捐助人通过慷慨提供恩物来展示他们的善行美德以及优势地位，然而从这种慷慨行为中获得的任何回报都是由受益方提供的。加恩西(Garnsey)就希腊化时期捐助人的慷慨善行曾给出如下解释:“……出于他们的自尊，使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可以持续存在，再次确认他们(统治)的合法性。那些参与其中的民众认可了精英贵族在社会、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泽德厚克(Zuiderhoek)也在其关于罗马帝国小亚地区的捐助政治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慷慨捐赠是使地方精英统治合法化的重要手段。展示自己的无私奉献，是需要观众的。慷慨善行在面对接受对象时才有意义，捐助人不可能在与民众隔离的状态下获得他们想要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populus)的重要性体现在:既在权贵捐助人展示自己时为其提供必不可少的观众对象，又通过“在场”本身确认他们在本地社会中的地位。精英们的活动空间依然是由公民集体提供的。对公民集体的重视，或许是受到公民集体观念的影响，也可能是精英阶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11条铭文提到共餐食物是为城市平民(plebsurbana)准备的，而它们全部来自意大利半岛。乍看之下，这些记录数量有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城镇与乡村的分离通常被视作中世纪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如芬利所言，在罗马帝国时期，传统的城乡统一——在政治、司法及居住方面——并未受到挑战。在古代世界，城市通常下辖一片乡村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芬利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正因为在古风、古典、希腊化以及共和时期，居住在城镇和乡村的公民从未在司法上有过明确的分界，城市平民(plebsurbana)作为一个群体被单独关照，才应引起
城市平民(plebsurbana)被特别对待，无疑需要考虑该群体与精英之间的关系。泽德厚克对帝国早期小亚地区捐助人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他在研究中讨论的一大问题是为何普通城市公民愿意接受贵族精英的主张、承认他们的统治地位。他认为部分答案在于，小亚地区城镇精英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他们所在城市或在其他地区拥有的地产，乡村穷人的辛勤劳作是他们收入的保障，这些乡村居民成为主要的受剥削对象。相较而言，多数城镇居民靠个体经营或成为小手工业者维持生计，城镇精英享受他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但不直接掌控他们的生产劳动，表明城市生活中精英对普通居民的剥削远不如在乡村地区明显。回到意大利地区，似乎可以认为，在该地区，精英居住在城中的传统已久，加之对城市居住区经济剥削的程度较低，因此城镇精英与其他城市居民容易形成较为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平民(plebsurbana)得到特殊关照可被视作城乡公民之间逐步出现社会分化的征兆。
此外，捐助人对共餐活动的安排，即如何对待不同参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精英视角下的基层社会秩序。根据铭文所示，城市共餐捐助活动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为公众安排正式的餐宴，二是将准备好的食物广泛分发。相较收到各种小食，如糕点(crustulum)和蜂蜜酒(mulsum)，受邀参与任何一种形式(epulum，cena，prandium)的餐宴应视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这种认识为考察共餐活动参与群体之间的等级关系提供了切入点。不过需要注意，这种前置条件并非判断等级关系的绝对标准。姆罗策克(Mrozek)在谈及将金钱作为恩物时指出，分发的现金数量可能与接受方的社会地位有关，但也可能受到捐助人的财力、当地惯例和具体场合的影响。同样地，以何种方式安排共餐活动可能受到未知因素的影响，而与参与群体的等级地位无关。尽管此处采用的判断条件存在局限性，但使用现存信息来衡量地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是否比其他群体更易受到优待，仍可提供某些有价值的观察结果。换言之，共餐捐助人对不同群体的安排，可能反映出他们认可的社会关系和希望维持的社会状态。
从对参与者的安排来看，当公民集体是唯一受邀者时，他们既可能享用一顿公共餐宴，也可能仅仅收到分发的小食。在其内部没有更进一步的区分。当市议会成员作为唯一参加者时，情况也是如此。75%以上的共餐活动或单独面向公民集体或只为市议会成员准备，或由两方同时参与。在不同群体同时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如市议员、奥古斯塔里斯和其他公民同时出席，或市议员、普通公民和外来居民一同用餐时，他们受到同等对待的情况比较常见。尽管有证据表明市议员们在某些场合受到优待，但它们在现有相关记录中只占很小比重。
至此可以看到，在帝国早中期时，公民集体在地方社会中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虽然地方社会的等级结构明显，具体表现为精英公民与普通公民的分化、非精英群体内部出现不同阶层团体，以及捐助人可能对等级高者给予优待，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公民集体的重要性在共餐捐助活动的实践中有充分的外显表达。不论是作为受邀的首选目标，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跟等级较高群体同等的对待，公民集体在捐助人眼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等级地位与社会重要性之间的不一致，可能与公民集体观念的影响有关，也可能是精英阶层从自身利益考量出发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其他城市居民与地方社会
结语
（原文刊载于《史林》年第2期，今注释从略，如引用请参阅原文。）